将 2019-nCov 认定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会产生什么影响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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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与上述观点相反，COVID-19 与埃博拉病毒相比的传播情况恰恰表明，将其指定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是一个有利因素。埃博拉病毒在两年内感染了约 28,000 人，而 COVID-19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达到了这一数字，实际上感染人数接近埃博拉病毒的七倍。尽管与埃博拉病毒和 SARS 相比，其死亡率似乎较低，但高感染率可能导致最终死亡人数同样高。此外，埃博拉疫情主要局限于西非，而 COVID-19 已经蔓延到六大洲的 155 多个国家和地区。该病毒在非洲的出现也可能表明，它确实会对仍在努力应对冲突后局势的国家产生潜在影响，尤其是在西非地区，这只是时间问题。此外，值得注意的是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2月20日举行的第910次会议上已对疫情爆发表示“严重关切”，并补充说“可能对非 沙烏地阿拉伯 WhatsApp 數據 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”。            


与埃博拉疫情一样，将 COVID-19 定性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，可能对寻求避免感染的国家和应对当前疫情的国家产生互利。一方面，安理会呼吁成员国协助受灾地区，在需要资金和提供额外措施的情况下，可能会产生理想的效果。埃博拉疫情期间，第 2177 (2014) 号决议尤其呼应了这一点，安理会在该决议中呼吁：

提供紧急资源和援助，包括可部署的医疗能力、实验室服务、专门的临床服务、技术专业知识、
国际组织（非盟、西非经共体和欧盟）调动能力确保快速诊断、培训医护人员和协调援助
另一方面，讨论 COVID-19 问题并将其定性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，也可能减轻对中国以及其他几个应对疫情的国家日益增加的孤立感。安理会在第 2177 (2014) 号决议中呼吁会员国“取消因埃博拉疫情而实施的一般旅行和边境限制”，因为这些限制有助于破坏应对疫情的努力。

如果存在将 COVID-2019 疫情认定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可能性，那么还需要考虑来自中国的潜在抵制。考虑到作出此类认定的后果，可以合理地预期中国可能不愿意让安理会作出此类认定。最多可能的结果是一种战略性认定，谨慎地排除与任何国家的某些关联。

结论

安理会对 COVID-19 的立场仍不确定。2 月 3 日，安理会主席马克·佩克斯廷·德·布伊茨韦夫 (比利时)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成员国要求讨论 COVID-19 问题，只有当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时才会讨论。中国常驻安理会代表团张军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，他于 3 月担任主席，表示没有计划讨论这个问题。鉴于感染蔓延的速度令人震惊，人们很可能会质疑应该在什么时候做出这样的决定。由于第 2177 (2014) 号决议为安理会针对公共卫生危机，特别是传染病造成的威胁采取行动奠定了基础，人们可能会记住安理会在该决议序言中的呼吁：“控制重大传染病的爆发需要采取紧急行动，并加强国家、区域和国际合作。”